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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中国人是否堕落了  

2011-10-20 14:58:02|  分类: 推荐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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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中国人是否堕落了

芦笛 

前些天大家讨论国内道德沦丧的问题,我正在旅途中,无暇插嘴,现在补上两句。 

网友Whopper_Junior认为,“国人其实没有出现什么道德滑坡,因为道德水平从来都很低。中国人言而无信、全民行骗的壮观景象,早在明朝年间就在西方人那里恶名远播、臭名昭著了。 之所以今天有了全民道德滑坡的错觉,其实很大原因是技术进步造成的骗术的进步。老世年间的人不是不想用三聚氰胺冒充奶粉,而是没有能力和知识将行骗做到此等境界”,他觉得,认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商业有重信誉的传统,其实也是对旧时代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憧憬。民国和日伪时期可以说“无商不奸”。他认为刻下所谓的道德滑坡,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一种自然现象。他进一步认定,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根基根本不足以支撑高水准的全民道德。都说中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,其实这套东西对底层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从来就没什么深刻的影响。 

为论证这些观点,whopper网友介绍了他的长辈在民国与日伪时期的经历,还引用了孟德斯鸠在《法意》中对中国商人贪婪与不守信义的描述。大罗汉网友更以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关奸商诈骗的种种记述,说明whopper指出的不宜美化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水平是正确的。 

对以上观点,我有选择地同意。最能证明传统国人不是什么圣人的第一手证据,来自于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理循的报导。该同志于1894年从上海出发,沿长江而上,经万县、重庆,历滇东、滇西,一直走到缅甸。在其游记中,他记述道: 

“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——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,这样,猪肉显得很重,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‘注水肉’。”(莫理循:《中国风情》,59页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1998年) 

我当初看了这段话,错愕几不能言——我还以为注水肉是现代发明涅,敢情古已有之啊!而且,就连在西南那种相当落后的地方都竟然很普及(“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”)!那阵子西医还未大举传入中国,国人对之颇多隔膜、敌视乃至仇恨,认定那是一种妖法(此前各地的教案与6年后的拳乱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),而且内地根本也就没有什么西医开业,注射器顶多也就只有零星传教士使用,然而这并不妨碍国人极度敏感迅捷地发现该西洋发明的经济用途。谁敢说中国人不聪明涅? 

所以,Whopper说的不错,当代国学家们的确极大地美化了传统社会。论行骗,老祖宗毫不逊于当代人:发现注射器可以用来为猪肉增重,与发现三聚氰胺能增加牛奶表观蛋白含量,两者的思维定向完全同一,发明者都对科技产品用于诈骗的潜在前途具有非凡的敏感性;论学习方式,都是林副统帅的“带着问题学,活学活用,学用结合,急用先学,立竿见影”;论心术,两者都是损人利己。既然百多年前的老祖宗就是这等烂污样子,谈何今日之“道德滑坡”? 

更有说服力的,还是澳洲的雪珥在《辛亥:计划外革命》中介绍的晚清民企的欺诈经营。据他说,清廷最终接受了西洋价值观,充分认识到了兴办民间工商业的必要性,在实行新政时,采取了一系列鼓励、提倡、扶植民间工商业的重大措施,可民企却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,这是因为: 

“在法制化严重滞后和全民范围的信用缺失下,政府监管下的国有企业还可能在政敌们的制衡下有所约束,民营企业则完全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。尤其当政府为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顾忌,担心正常的政府干预也会被扣上压制和打击的大帽子,民营企业或所谓的私有化其实就成为恶棍们纵横捭阖的战场,成为远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坏的和更无序的权贵资本主义。而这,恰恰是大清国晚年总在所有制的表面现象上折腾,最后引发大风暴的根源。” 

“法制化的前提是法制精神,公司化的前提是契约精神,但在政治腐败、全民寻租的条件下,大清国的法制成为权力的遮羞布,公司则成为权贵资本的游乐场,‘商’权与‘官’权始终没有能发展出正常的关系,不是偷情,就是怨偶,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” 

“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。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,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,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,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,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。盛宣怀坚决不同意,反驳的文书中就说,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,我们没有能力,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。” 

“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,基本都是乌烟瘴气,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,因为没有人监督它。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,虽然它形同虚设,但‘有一点’在总比‘什么都没有’要好些。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,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。” 

所以,客观地说,当时的政府远远强于如今的政府,起码人家不搞什么“国进民退”,而当时的百姓还不如今日的百姓,以致在朝廷千方百计鼓励他们走资时,仍然没有能力清清白白做人,干干净净走资,却非要把所有的大型民企都搞成“仙人跳”(旧上海骗钱的把戏)而后快,骗了股民之后,还要去讹诈政府,以“国家利权”的崇高道义武器,逼迫朝廷为自己的贪腐买单。 

我不同意whopper之处,是觉得传统道德及其对全民的影响未便全盘否定。窃以为,道德是多方面的,传统道德提倡的三纲五常: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妻”以及“仁义礼智信”中,三纲贯彻得最地道,无论是缙绅士大夫之家,还是贩夫走卒,对之鲜有叛逆者,尤其是孝道,只怕传统家庭出来的人一般都能做到。此道到如今我觉得也有充分的合理因素,未便一笔抹杀。至于五常,仁、义、礼都执行得比较彻底。相较今日之富人而言,传统社会的富人确实比较仁厚,一般做不出如今这些禽兽干的烂事。只有今日中国,“为富不仁”才真正成了绝对真理。此无他,无论是对贤愚不肖,佛家的因果报应说都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,说部演义对各阶层的洗脑作用决不能低估,至少我认识的老前辈都是仁厚君子,讲究的是“积德”。“义”则为朝廷以及草根、尤其是游民社会(所谓“江湖”)共同信奉,whopper其实也在他的帖子中指出了这一点,承认直到今日,“对于‘战斗小团体’的忠诚仍然是最高的价值取向”。做得最差的则是“智”与“信”。智就不用说了,中国人特地发明了各种博大精深的学问(特别是宋明理学)来高效致愚。自宋明以后,一部中国的历史,似乎就是蠢动史,不蠢的事绝对不会干,而且越是近现代便越演越烈。“信”也同样糟糕,朝野都把出尔反尔、欺骗他人(尤其是蛮子)视为人间大智慧,还以己度人,认定别人一定只会欺骗坑害自己。大宋与大清都因为出尔反尔欺骗蛮子,被人家反复痛打。那阵子国人根本就不相信世间会有守约的人,以致英法联军在中方付清赔款后履约撤军,竟令恭亲王跌破眼镜。 

因此,个人认为,传统社会固多食言而肥的骗子,但从未大批量生产暴徒与恶棍。儒道释宣扬的价值观念尽管有许许多多弊病,其主要弊病我也说过了——对个人的道德要求高到了没有实作可能,朝廷又以道德操守为取士标准,当然要制造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来,但它们毕竟是善教,并不曾教你去杀人放火,主旨还是以仁爱立国。从这点来看,传统中国当然是落后社会,但仍然可算文明社会,起码不是反文明社会。 

只有到了毛共手上,中国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完全彻底的反文明社会。有史以来第一次,官府不但把仇恨与暴力视为宗教圣德,而且动用一切宣传教育手段,把形形色色、各式各样、莫名其妙、无缘无故的深仇大恨灌注入每个子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灵魂深处,尽一切努力把他们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,这叫做:“咬住仇,咬住恨,嚼碎仇恨强咽下,仇恨入心要发芽!不低头,不后退,不许泪水腮边挂,流入心田开火花,万丈怒火燃烧起,要把那黑地昏天来烧塌!”整整三十年间,歧视、侮辱、仇恨、虐待、迫害、毒打所谓“阶级敌人”竟然成了全民生活方式,甚至成了某种宗教盛典!而且,几乎所有的人都非但不觉得这是犯罪,反而在施加那些兽行时还大义凛然,心中充满了崇高感与神圣感!直到今天,仍然没有几个过来人意识到自己曾经躬逢其盛,以青春的热血,参与描出了人类堕落的极致,许多人甚至还坚持认定当年被蹂躏、被践踏、被虐杀的“地富反坏右”是罪有应得! 

曾经沧海难为水,敢问世上还有比那阵子的中国人更堕落的民族么?纳粹也得甘拜下风吧?在那之后,咱们还配抱怨什么“道德滑坡”?难道毛共统治的30年中国不是落到了道德的谷底,向任何一个方向走都只会有“负帕累托效应”,都只能提升而不是降低道德水准?难道世界上还可能有比那“道德绝对零度”更低的行为水准? 

据网友转帖,冯小刚在微博中说:“我耳朵馋,听了几嘴闲话。意思是说:不是戏子无情,是婊子无情。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,污蔑婊子,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。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?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,不从就用皮带抽,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。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。是谁更无情呢?” 

没错,那阵子绝对没婊子,就连小偷也很少,骗子则基本没有听说过,有的都是正义感塞满胸臆的志士与信徒,而且绝对无人抱怨社会道德滑坡,这恰是令人不寒而栗之处:世上最大的恶,就是作恶者出于神圣的信念去作恶,因而不以为恶,反以为是人间至善。 

由此看来,如今大众抱怨道德沦丧,这现象本身或许就是社会改善健康的某种指征也难说——起码这种抱怨是以所谓“普世价值观”为参考系作出的,体现了对它的认同。老芦的一位朋友说,中国人历来是“三民主义”,铁腕专制下是顺民,乱世是暴民,开明时代则是刁民。他没指出的是,所谓“顺”与“暴”可以是“对立统一”,毛时代就完美地实现了顺民与暴民的统一。从顺民/暴民进化到刁民,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智力层面来看,应该说都是一大进步,离文明近了一大截,离野蛮凶残远了一大截,此所谓“人类一小步,中国一大步”。我过去说的自私自利的“犬儒”强于“无私无畏”的邪教信徒,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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